如果海州城的例子发生在现在，那结局全然不同。
州府衙门同样会贴出通告，但内容却是修缮城墙需雇工多少、每人每日多少银钱并当日发放、管几顿饭、预计工期会有多长时间等具体详情，这样一来的话，不管是州城还是地下县乡的百姓们，都会根据农活的忙闲来决定是否去工地上多挣一份外快。
轻徭薄赋，与民生息，华夏历史上这种情形的出现，造就了数个王朝的盛世。
那么永久取消徭役制度后，大明将会创造出何等灿烂的盛世美景呢？
与徭役相伴的还有赋税。
对百姓伤害最大的并不是要缴纳多少公粮，而是收粮的过程。
收粮时，踢斛淋尖、大斗进小斗出，这两种恶劣方法最直接的影响是，既加深了农户的负担，又间接造成了农户对官府的仇恨感，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一旦遇上天灾人祸，百姓常年受剥削下积攒的愤怒爆发出来，对整个社会造成的破坏力是十分惊人的。
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对百姓的伤害，早在崇祯十八年时，朱由检便已下旨，各地官府在收取公粮时，全部用地秤称量，全面禁止使用容器收取赋税的方法。
也就是说，此后各地收取赋税时，以粮食重量为依据，而不是以斛斗是不是装满为标准。
这道圣旨一下，各地官府中，以踢斛淋尖这一特殊技能而洋洋自得的那部分衙差恶吏，从此再无施展的平台。
所谓的踢斛淋尖，就是指用脚踢动装满粮食的斛斗使米粒密集充实以便再装，等到粮食装平斛斗后继续装成锥形而使米粒淋漓下滑，这样一来，农户明明只需缴纳一石粮食，最后却被迫多交了三五斗。
别小看这每户三五斗，累积起来，一个县一季夏粮会多收多少粮食？
多出来的这些粮食会卖给粮商，所得银钱自然就会被官府的老爷们分润了，这可是好大一笔收入。
这种恶行对百姓的伤害是最直接的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抢劫，百姓们对此都是敢怒不敢言，而个别人这种损公肥私的做法，却让百姓们把矛头对准了朝廷。
无数例子证明，历朝历代的皇帝、朝廷出台各种惠民政策，在具体落实时却变成了扰民、害民之策，而那些制订政策的老爷们对此却是一无所知，高高在上、伸手可摘白云的他们，以为这个天下就如同自己想象和规划里一般无二，哪知道底下那帮孙子已经把老爷们的根脚差不多给挖断了。
朱由检对此深有感触，所以才有了锦衣卫和御史下沉到县，并成为地方常设机构的新机制，正是在这种新机制的有效监督下，朝廷的各项大政方阵才得以落到实处。
这其中，锦衣卫百户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御史的监督对象主要是地方主官，因为人手太少的缘故，他们没有精力对整个地方官府进行全面监督，并且由于同属文官系统的缘故，在某些不太严重的问题上，很多御史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，放任地方官员打一些擦边球。
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这就是大明官场的生态环境。
只要不是政见不同的死对头，大家都会给对方留个面子，避免直接撕破脸后造成的种种后果。
都是给朝廷办事，大家份属同僚，没必要太过分。
但锦衣卫就完全不同了。
天子亲军的身份意味着，所有将官校尉极其后代子孙，永远不可能进入文官集团，他们这个集团的利益全靠皇家带来，根本无须仰文官鼻息，皇家强大，他们才会有更多的好处，沾更多的光。
自成体系的锦衣卫有着自己的产业，当然了，这是在朱由检点头后才发展起来的。
将官校尉们除了当差领取俸禄外，家中多余子弟全都在亲军自己的产业里做活。
毕竟一家数口人不能只指望这一个人赚钱养家，在校尉名额有限的情况下，只有等到有了缺额，家中子弟才能补录进亲军，那剩下的总不能整日混吃等死吧？
在这种情形下，开办其他产业，让亲军过上更好生活，以使其更加效忠于皇家的策略便应运而生。
开遍大明各地的酒楼茶肆、清楼当铺、商行布庄，以及水陆运输业，有很多是锦衣卫开办的。
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人员流动性强，人口最为密集之处，以便于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，还能顺便收集到各种各样的社情民意，然后经过筛选后层层上报，最后再由锦衣卫经历司选取最有价值的上禀堂官们，由堂官们报入宫中。
朱由检每天都会浏览锦衣卫情报汇总，以从中找出施政是否得当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，这也是锦衣卫堂官们从来不敢懈怠的原因，
正是基于上述原因，锦衣卫对于文官系统的监督那可真是拿着当自家事来办，有些防家贼的意思在里面。
秦汉唐宋都有过与大明厂卫类似的机构，也是皇帝用来替自己张目，或者干一些上不得台面之事，但这些机构与现在大明的厂卫相比，无论是体量、势力、所掌控的范围、消息传达的准确性、对于皇帝交办之事的执行力等诸多方面来讲，都根本无法与厂卫相提并论。
这些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势力范围仅限于都城，也就是只盯着皇帝眼皮底下那些人和事，出了都城就两眼一抹黑，地方有何重大事件发生，他们并不比皇帝知道的更早，从这点上看，这些机构存在感太过弱小，如同鸡肋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