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，手机铃声骤然响起，是孟杰打来的，他的声音干涩沙哑。
“喂，左凡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电话。”
“嗯？什么？”我搓着眼，还没回过神儿来。
“左凡，我可能不能再呆在日本了。”
“嗯？······怎么回事？”我一咕噜从床上坐了起来。“是学校那边出问题了？”
“那所学校前不久被入管局查封了，凡是和那所学校有关的签证，无论是已签的还是申请中的，都被作废了。”孟杰长叹道。
“这回算死心了吧，当初怎么就不能听我一句。这下好了，万事休矣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“我不想黑在日本，没身份的日子我可受不了。”
“那你说咋办？”
孟杰缄默了。
“还没想好，不过有可能会先回国一段时间，然后再想办法回来。”
“你父母那边怎么交代？”
“你以为我回家吗？怎么可能，我哪有脸向我爸妈交代。可能会先去北京吧，我有几个朋友在那边。”
“那你和阿茜的事呢？”
“不知道······她心情很不好，一见我就哭，我告诉她我会回来的，她说她等我。”
电波那端的声音有气无力。黑暗中，听着这个声音，它空洞，遥远，就像来自另一个虚无的世界。
最后一次见孟杰是在池袋车站前，那天正好是我休息日，我从学校赶到池袋时已是傍晚，两人静静地站在路口，彼此的沉默和周围噪杂的人群形成反差。孟杰眼神迷离中略带坚定，看来他已决定暂且离开日本，再做打算。
“你还是打算先回家吗？”我先开了口。
“是啊，三年多了，我总得看看他们，呆上两个星期就走。”孟杰无精打采地嘀咕着。
“然后去北京？”
“呃，我跟那几个哥们儿都说好了。”提到朋友，孟杰似乎又有了主心骨，说话的底气硬了些。
此时，我们就这样站立着，缄默许久了。似乎两人都不知用怎样的话语道别，就这样索性站着，孟杰望向远处的那片灯火，镜片上的反光遮住了他的眼神，我参透不出他在想什么。而自己的脑海里闪现出了三年前，两人在日本初次见面时的情景，那时候的两人······也许那时就已经注定之后两人将要以这种沉默的方式道别。不远处的车站里间断地传来电车进站和出发的电子语音提示，我知道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。
孟杰打破了这片沉默。
“过后再联络吧。”他戴上了头盔。
他是骑小摩托来的，临走时问我要不要用这辆摩托，他留着也没用了，我婉言谢绝。
“好，回去后给我个信儿，随时保持联络，路上要小心。”我回应道。
一阵摩托的发动声过后，孟杰走了。
天色中，我怔怔地望着孟杰离去的身影，直到他消失在远处的霓虹里。我想着刚刚那段既深长又简短的道别，只感觉其中的对白堪比入秋时节的凉风。三年多前，我和孟杰曾一样过，二十岁的大学落榜生，怀揣一颗狂热、骚动、懵懂的心来到这里，渴求一种属于自己的、美好的、崭新的生活。每时每刻都想象自己是只出巢的鸟儿，在高空里畅游，不时发出内心小小的雄叫。然而，孟杰的梦想却和实际有着天大的差别，为了直达目标，他抄了近路，以至孤注一掷，破釜沉舟。
多年以后，我在书本上看到这样形象的描述，文中说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，是梦想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；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，是务实主义者而非现实主义者；现实和理想就是我们的天和地。如果拿我和孟杰与这番话对号入座的话，孟杰显然只是个梦想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，因为他没有土地；而我也仅仅是个务实主义者而非现实主义，因为我只有土地，没有天空。
我为孟杰的离去感到遗憾和无奈。同时，内心里的小我也无法控制似的，想去嘲讽他的愚钝。我有一种预感，孟杰可能不会再回来，如果他回来，是否能够学会把握自己，内心一片茫然的我，熄掉手里的烟，踱步向车站走去。
孟杰就这样离开了日本，也许他还能回来，或是不再回来。总之，他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与我如影随形的是那道长长的倦怠和消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