闻讯走过来的陈刚也拔腿追了上去，但摩托车早就不见了踪影！
我无奈地转回头时，看到丽娟匍匐在地，放声大哭，她的嘴里，竟渗出红红的血迹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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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赶忙将丽娟扶起来，这时陈刚也脸色铁青地回来了。丽娟全然不顾了身上的泥土，趴在陈刚怀里嚎啕大哭：“一万元，我的一万元钱呢！”
陈刚恐惧地望着她：“丽娟，你受伤了，快，我们快上医院！”
丽娟使劲地摇摇头，边哭边喊：“别管我，你快报警！”
陈刚嘶哑着声音说：“没用的，还是自认倒霉吧。”
丽娟却固执道：“报警好吗？也许他们还没走远，晚了就来不及了！”
陈刚拗不过她，只好拔打了110。大约十分钟后，一辆巡逻车开来了。陈刚赶紧迎上去和他们说了当时的情况，两位警官的态度还算温和，但要我们过去做笔录。他说只有做了笔录才能立案。丽娟仍然在哭，仿佛能把钱哭回来似的。陈刚还算镇静，只是脸色阴沉地可怕。
本来陈刚说先送丽娟上医院的，但丽娟说没事，只是跌倒在地时，牙齿咬到了下嘴唇。果然，她口中的血迹己经没有了。我和陈刚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
走进镇公安分局，我感觉诚惶诚恐的。公安分局的楼房非常庄严气派，院内布置得就象一个典雅幽雅的花园。随处可见的国徽我感觉是那样的熟悉而遥远，遥远地仿佛和我隔着几个世纪一般。想想也不奇怪，对于外出打工的人来说，工资是由我们所打工的台资、港资企业发放的。我初中时入的团组织关系，早就随着学业的结束而结束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我决定外出打工时，我便中止了我的政治生命。一个外出打工的人，是不可以入团、入党乃至从政的。虽然我怀着强烈的爱国爱党之心，却也无法向党组织靠拢半步！因为工厂不可能发展我们入团、入党，一个没有任何靠山的高中毕业生，更不可能报考形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公务员！我忽然有一种极强烈的感觉，我被谁抛弃了！
想到这里，我苦涩地摇摇头。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丽娟被抢了一万元钱，我们是来做笔录的。我真恨自己总是有这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，我为什么不能忘记我来东莞的目的？我为什么不能丢掉我的理想？我为什么不能象丽娟和李梅她们一样，安安稳稳打一份工，好好找一个条件相当的男孩过日子呢？
大约并不是什么重要案件，笔录时警察并没有把我们三个人分开。只是在笔录完成后，丽娟焦急地问了句：“请问，你们什么时候能破案？”
警官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，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。”
丽娟还想说什么，但看着警官不耐烦的眼神，只好讪讪地闭了嘴。
回来的路上，停止哭泣的丽娟便开始埋怨陈刚不该去接那个电话，也不该为了回家炫耀买那个破手机。陈刚开始的时候还隐忍着，并没有发作。谁知，丽娟越数落越不象话了，甚至说到不回家订婚了！
当着我的面，陈刚的脸色涨得通红，最后再也忍不住了，生气地说：“你想回家也回不成了！刚才那个电话就是帮我们买票的人打过来的，他说给我们买的两张‘黄牛票’是假的！”
丽娟听了这话，再次嚎啕大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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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辛苦苦赚来的一万元就这样被“飞车党”抢走了，高价买的“黄牛票”又是假的，再加上包里的零花钱，丽娟和陈刚这个春节损失了将近一万二千元。一万二千元，要陈刚烫多少件衣服，要丽娟查多少件针织衫啊！家是不可能回的了，婚也只好推迟订，两人郁闷得好几天吃不下饭。特别是丽娟，原本白里透红的小脸苍白如雪，看得人好心疼！
从公安公局回来的第二天，陈刚便又跑去问结果。但连跑了几天还是没有消息。到后来，警察也不耐烦了，对他便没了好声气。次数多了，陈刚和丽娟便也心灰意冷了。是啊，东莞每天有多少重要案件需要处理啊，对他们来说，一万元算得了什么呢！
因为丽娟没回去，胡海波和李梅只好在我们厂对面找了一间出租房，不但离金秋厂近，价钱也合理得多。陈刚当初之所以租现在这个出租房，是因为那时候丽娟在亮光厂上班，离亮光厂近。但现在两人都在金秋厂，便没有再租在那儿的必要了。还有，现在的房子又破又小，却要每月220元房租，每度电1。2元，每月10元水费，实在是不划算。
因为丽娟他们心情不好，我虽然交了伙食费，但每次来吃饭也是非常郁闷的。两人互相埋怨完了，便将这次不幸归结到房子风水不好。正好在厂里开工的前一天，李梅的隔壁走了户人家，他们便决定搬过去。
因为还不到收房租的时间，陈刚留下来搬家，丽娟便和我到房东的家里结帐。因为平时也算熟悉，丽娟知道房东家有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孙女。因为是过节，丽娟特意到杂货店花一角钱买了一个红包，并在里面装了五块钱。
房东住的房子显然是新建的，底层住上，上面几层也是用来出租。房子虽然外观上很气派，但屋内的摆设很乱，一点也不讲究。房东正在逗小孙女，看到我们进去，还算热情。房东的儿媳妇拿着计算器在算着什么，连头都没抬。
当丽娟将那个五块钱的小红包放在小女孩手里时，房东笑了，丽娟趁机提出因租住